如果有一天，台灣有半數人口都必須逃離家鄉
想像有一天，台灣發生了戰爭，半數台灣人都必須逃離自己的家鄉，會是什麼模樣？——那正是敘利亞的現狀。
敘利亞的人口和台灣一樣約為 2300 萬人，目前已有 1300 萬人逃到別的城市或國外，相當於台灣一半的人口都得離開自己的家鄉。自 2011年敘利亞爆發戰爭以來，難民潮就成了備受矚目的國際重大議題之一。目前，全世界的難民人數總和已超過 3 個台灣，而敘利亞連續5年都是最大的難民來源國。
然而，大部分難民並不如外界想像一心想到「先進」的國家，而是多分佈在敘利亞的鄰國。根據2018年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統計，全球收容敘利亞難民的國家前五名依序為土耳其 (350萬左右)、黎巴嫩 (100萬)、約旦 (66萬)、德國 (53萬)、伊拉克 (25萬)；除了德國是第一世界國家，其他都是敘利亞四周的國家，一方面是因著文化、宗教、語言相近或經濟能力等原因，一方面也呈現出全世界的諷刺現狀——目前全球的十大難民收容國，大多都是難民來源國旁邊同樣資源匱乏的鄰國，僅因地緣成了收容難民的第一線；而資源較多的國家，並未承擔起與其能力相對應的責任。
為了對應這波難民潮，許多國家都出現了許多專門協助敘利亞社群的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提供技能培訓與工作機會，穩定家庭經濟來源，其中當然包括已連續 5 年蟬聯全球最大難民收容國的土耳其——特別的是，這些組織大多在過程中發現，當敘利亞女性進入適合的工作與環境，除了增加收入，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隨之而來，例如：重建自信與成就感、在異鄉建立歸屬感與心理支持，並重新定義自己身為女性的角色與力量。
隨著戰爭轉變的敘利亞傳統婦女角色
戰爭爆發之前，「工作」對傳統敘利亞女人一直是非必要的選項。一是物價低廉、生活容易，先生一人的薪水養活一家不是難事；二是敘利亞女性被社會賦予一種「端莊」的形象期待，加上普遍早婚多子的風氣，家庭主婦因此成了最受鼓勵的人生選擇，次則是符合大眾「端莊」定義的工作如教師、文書、女性用品店店員等。另外，敘利亞社會普遍鼓勵女性受教育，也有投票權與參政權，現今的敘利亞副總統便是女性；而媒體上常見的中東負面印象如「童婚」、「一夫多妻」、「家暴」、「榮譽殺人」等，大多發生於封閉的鄉村地區。綜而言之，在戰前的敘利亞，女性享有不少權利，只是即使是高學歷女性，婚後也大多專心持家，或傾向選擇符合大眾想像的「端莊」職業；若在餐廳或一般商店上班，就可能被認為是「不光榮」或「隨便」的女性。
然而，傳統社會的敘利亞婦女角色近年開始轉變。戰前的2011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敘利亞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比例僅佔全國14％，遠低於全球平均的39％左右；戰爭爆發後，因男性人數驟減、傷殘或疾病等因素，至少四分之一的難民家庭女性必須擔任家中的經濟角色。2017年，大馬士革研究中心調查報告 (the Damascus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tudies) ，國內女性創業率從4.4%升至22.4%，大多投入的是零售小生意，同時，許多女性也進入以往男性為主力的工作崗位，例如公車司機、加油站員工、餐廳服務生——這些現象，為社會開啟重新看待「女性工作」這件事的契機。
一份好工作，帶來的不只是收入，而是擁有尊嚴的新身份
工作，在敘利亞女性的人生裡漸漸有了更多的想像；對敘利亞女性難民而言，一份好工作帶來的意義更不止如此。
身為一個台灣的敘利亞婦女手作選物品牌負責人，我與世界各地的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合作，專門販售這些婦女製作的手工藝品，也到各種場合分享這些故事。我曾拜訪的難民女性，許多人一輩子都是家庭主婦，但其實受過高知識教育或技術教育，甚至同時擁有法律與醫學工程學位，只是過去在敘利亞較少機會進入職場，因此從未出外工作過。
事實上，如之前所提，由於敘利亞社會鼓勵女性受教育，許多女性難民都擁有一技之長或高等學歷。當她們迫於生活所需，進入一般職場，最容易碰到的問題是剝削、沒有安全的交通工具、需兼顧育嬰與家務責任、男女同工不同酬，還有職場性騷擾。然而，許多非營利組織發現，當女性難民受到賦權擔任領袖，其大部分擁有的特質如：重視細節、關係、公平等，特別有益於流亡社群凝聚向心力、保持和諧、加速復原。因此，只要排除前述問題，建立適合的工作環境，這些女性不只能重建生活，也能為身處異鄉、背負創傷的群體帶來益處。這也是為何我所接觸的組織，除了看重合理的工時與工資、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良好的托育場合、技能與語言進修機會、友善環境的生產方式，更強調過程中女性成員的參與、升遷、領導機會。(註)
當女性難民進入這些工作坊或社會企業，透過往昔不曾經歷的工作體驗，她們增加的不只是收入，還有自信、成就感、人際關係，以及全新的身份。幾名工作坊的婦女說：「當我專注創作的時候，我就容易忘記傷心的回憶與生活的難處。這份工作讓我可以專心定睛於眼前，甚至家人的未來。」「這是我第一次工作，我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喜歡我做的東西。當我看見我做的飾品，佩戴在外國客人身上，感覺真的很好。」
透過一份好工作，在外人眼中——尤其是收容國——她們不再是「帶來負擔的難民」，而是工匠、裁縫師、工作坊領袖。在艱難的局勢裡，她們可能無助，但不是無力，只要協助她們發揮既有的潛力與知識技能，「難民」就會是可貴的人力資源，更是擁有尊嚴的職人。
當我們願意賦權世界的另一端，我們也賦權了自己
在台灣，提到敘利亞難民議題，可能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好陌生」，或是想起那張國際頭條新聞上因難民船翻覆而躺臥在沙灘上的3歲小男孩照片。
對多數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冷門又遙遠的議題，但在各種分享場合的互動裡，我感受到大部分台灣人並不是冷漠，而是「無力」——因為種族、文化、語言都截然不同；因為無法馬上買機票搭長途飛機到第一線；因為沒有合適專長可以當志工；因為沒有家財萬貫可以捐款⋯⋯我們可以想出一百種理由，讓我們即使曾為那個小男孩流下了眼淚，還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但是，即使擁有一百個無力的理由，只要有一條出路，就有機會將不能化為可能。在這段與世界另一端同行的路上，我喜歡其中一個合作夥伴曾說過的一句話：「賦權是雙向的。」當我們支持賦權世界另一端的人們，其實同時也賦權了我們自己——我們賦權自己，在負面的頭條新聞裡對世界保持希望；我們賦權自己，拒絕對令人心痛的悲劇說「我什麼都做不到」；我們賦權自己，繼續相信每個行動都會帶來一點點不同。
當我們陪伴敘利亞婦女透過社會企業找到新身分，我們也找回了一點對世界的熱情與希望。
—本文原刊登於《翰林文教會訊》第33期，2020年3月—
註：聯合國難民署 (UNHCR)，《全球趨勢》(Global Trends) 報告，2018；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對於敘利亞難民與其收容國的雙贏策略〉 (Win-Win Solutions for Syrian Refugees and Their Hosts)，2018；TRT world，2018；Al Monitor，2018；CTDC，2015。